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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容简介:
本书的宗旨是从“主 义”、“文化”与“部门”的分析中，结合我们特定的“问题”来论证持守底线的意义。“共同的底线”并不是调和折中。虽然我并不反对调和折中，正如我既不反对自由主义也不反对社会民主主义一样。也许将来在自由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之争成为真问题时，我会持某种有原则合逻辑的折中态度，但是现在，我们需要持守底线。在我们这里，共同的底线不是左、右派各自坚持的“公平”与“效率”的折中调和，也不是在“自由太多”与“福利太多”之间，寻找“既非自由放任，也非福利国家”的第三条道路。而是，争取最大限度的自由权利与社会保障。如果权力不产生于社会契约，不来自民主授予也不对公民负责，那就会造成：国家权力极大而责任极小，从而限制国家权力的自由主义要求与扩大国家责任的社会民主要求，根本就不可能构成对立。为了实现最大限度的自由权利与社会保障，就需要有权责对应的民主体制——而这，就是现代左右派都必须持守的共同底线。每个文化每种宗教都应当反对异端审判、异端镇压，反对原教旨主义神权专制（不是反对“原教旨”）。这就是作为文化多元共存基础的共同底线。摆脱“以强制求私益”的“第四象限”，使权力只能用于公益、而私益只能通过自愿交易取得，这正是民族国家—政府组织、市场—营利企业和自治的公民—志愿者公益组织三个“部门”所共同需要以之为前提的东西，也是市场经济、民主政治与自治公益三者的共同底线。中国真正的问题是：在西方无论左右派都承认为私人领域的那些地方，“公共权力”偏偏要限制以至管制；而在那些西方无论左右派都认为是公共领域的地方，包括“公共权力”本身，又偏偏为个人意志和小集团利益所支配。换言之，即“己域”无自由，而“群域”无民主。——“群己权界”：特殊情境与共同底线
作者简介:
：秦晖，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历史系教授、博士生导师。我们时代少有的百科全书式的学者。主要研究方向为农民史与经济史。主持了一系列乡村调查，主编了《农民学丛书》首批六本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