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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宋儒学复兴运动的渊源,可以上溯至唐代的韩愈、李翱,这早已成为宋代思想史研究的通识。除此以外,北宋初年柳开、王禹侨等人的累积之渐,也有着不容忽视的影响。孙复曾经有过这样的感慨:“国朝自柳仲涂开、王元之禹偶、孙汉公何、种明逸放、张晦之景既往,虽来者纷纷,鲜克有议于斯文者。诚可悲也!”当然,北宋儒学复兴运动崇道尊经、排佛抑文的基本方向的奠定,则不能不归功于被后人称为“宋初三先生”的胡瑗、孙复和石介。此一时期儒学建构的贡献,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:其一是地方讲学活动的开展,促成了儒学教育的制度化。其中,胡瑗在苏州和湖州等地的教学实践影响最为深广。欧阳修在《胡先生墓表》中,曾对此特加表出:“自景祜、明道以来,学者有师惟先生暨泰山孙明复、石守道三人,而先生之徒最盛。其在湖州之学,弟子去来常数百人,各以其经转相传授,其教学之法最备,行之数年,东南之士莫不以仁义礼乐为学。庆历四年天子开天章阁,与大臣讲天下事,始慨然诏州县皆立学。于是建太学于京师,而有司请下湖州取先生之法以为太学法,至今为着令。”其二是新的经学风气的开创。宋初经学,于六经之中尤重《春秋》和《周易》。此时的《春秋》学,往往于三传之外另出新义。这种新风气是由孙复和刘敞奠定的:“北宋以来,出新意解《春秋》者自孙复与(刘)敞始。”《易》学则以义理为宗,其中以胡瑷的《周易口义》影响很大。除此之外,复有以“图”、“书”说《易》的一派:“汉儒言易多主象数,至宋而象数之中复歧出图书一派。(刘)牧在邵子之前,其首倡者也。”然而,宋代的象数图书之学,主要是用象数来构建宇宙论的系统,进而发明义理,这与汉代的象数学重在推演逆顺吉凶,是有着本质区别的。